林思云，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的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这种屈服的原因并不如蒋介石在抗战前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宣传和平救国的理念，期间也与日本的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兆铭离开重庆时给蒋中正的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但本书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汪兆铭政权承认了满洲国，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国在中国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苏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国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国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政府和维希政府相似，“当他们认为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陈璧君（汪的妻子）：在汪兆铭死后，汪的妻子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行为辩护：“日寇侵略，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

新华网《苏进强，汪精卫第二》一文称：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伪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汪精卫，在他叛国“艳电”中，曾美化日本的侵略，说自己的投降、卖国是为了“和平”和“主权”，把日本侵略说成“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势力不被边缘化，忍受不了在国民党中失去兵权的现实。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名字，留不下芳名，也要留下骂名。当年汪精卫过高估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以为落个汉奸的骂名，能换来荣华富贵。没想到没几年他的主子就倒台了。

陈寅恪：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1944年12月17日吴宓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公权”系指史家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伪齐政权的傀儡皇帝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毛泽东：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10项要求。建国后，这篇通电以《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出于评价者之不同立场，对汪精卫这一复杂人物的历史争议，将在长时间内持续下去。历史以否定之否定式的曲折运动缓慢展现其真实，汪从千夫所指的单一形象，出现出多元、两分之模糊空间。汪人生后期所作所为，或有出于“保存实力、曲线救国”之苦衷，但其变节投敌充当傀儡之事实，却是任何民族史上所不齿不容之罪，一切正如汪本人对此之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