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史籍记载：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3、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4、据山东省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济宁市梁祝研究会会长、著名的梁祝文化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马文才，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之间的故事为历史真实事件，而且他们的籍地都在孔孟之乡。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元代济宁市梁祝读书处邹县峄山上有梁祝石像，陈云琴游峄山写有七绝《万寿宫梁祝像》云：“信是荣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视济宁马坡时发现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旧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马坡是祝、马的故里，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的马坡村，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墓碑历经淤积长期深埋,2003年10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梁祝文化研究会和微山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仪式，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立碑人崔文奎身份为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为中国历史上见证梁祝故里官方人物之中官位最高、职位最重、权威性最大的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贺学君女士，山东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李万鹏先生，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所长叶涛先生等专家学者参加了出土仪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众多的国内新闻媒体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外国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根据碑文记载和实地考察，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原地为济宁市。其理由是：在时间上马坡石碑是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说该碑根据外纪所记，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时期的《宁波府志》、《宜兴志》；从地理方位来看符合实际，梁祝合葬墓位于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约三公里，而距东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约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峄山求学过吴桥与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梁祝故事的产生年代问题，樊存常认为，根据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测，此故事最早应产生于汉代。三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没有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选官制度也不可能让梁祝去追求读书做官之路，唯有社会安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代才有梁祝故事产生的土壤。济宁为中国汉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全国大部分汉碑出自济宁，作为孔孟故里的济宁，汉墓众多、规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国闻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龙山汉墓群、任城王汉墓群等，这些都是当时注重厚葬的社会风俗的反映，另外，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考古专家在对梁祝墓周围的墓地进行勘探发掘时，发现有很多汉代墓葬，并出土有陶罐、泥人、动物兽等。据此，可进一步推断此墓为梁祝汉代合葬墓。以上均为“梁祝觅踪”节目组电视台采访马坡梁祝墓的真实现场视频报道。同时祝英台所在村庄九曲村发现了大量汉代石碑，微山县马坡乡政府党委宣传干事吴琦，是梁祝文化研究的发烧友，一直在当地民间探访搜集梁祝的有关材料，至今已经有10多年。就在“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出土后，吴琦又发现了新的重要线索，他从九曲村找到了一小块残破的汉代石碑，上面刻有几个祝姓字样。这块小碑令他很兴奋，这说明汉代九曲村的确曾经有祝姓人氏生活过。这是梁祝为济宁汉代人极为有利的证明。

5、中国的梁祝故事，流传到国外至今发现的最早要属近邻朝鲜、韩国了。新近研究发现，在五代十国至宋代(918一1200年)时期，唐代著名诗人浙江余杭人罗邺的七律诗《蛱蝶》，已被高丽王国时代人辑人了《十抄诗》，其中有“俗说义妻衣化状”的诗句，指的就是梁祝的故事，并且衣化为蝶。到中国宋代，高丽人编辑的《夹注名贤十抄诗》，不但收入了罗邺的《蛱蝶》诗，而且在注释中加上了一段《梁山伯祝英台传》。这是至今看到的最早流传到国外的梁祝故事，而且从“女扮男装”到衣裳“片片化为蝴蝶子”，比较全面完整地叙述了梁祝传奇故事。可见，梁祝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久远。而且以后几乎传遍了整个朝鲜半岛。

此外，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其他版本传言：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鄞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从此敷衍出动人的传说，据查证，此记载最初版本为82年报刊山海经搜集的浙东民间百姓口头故事，并非历史资料记录，该文作者曾于86年从慈溪给编者来信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两个朝代的人，祝英台是女侠，梁山伯是清官，两者墓穴碰巧在一块的传说故事”是年轻时曾做小贩的同村的民间医生讲给他听的，而这位乡村医生又是从宁波中山公园听一位老人讲的这个故事。当时公园内有好几个人在讲梁祝爱情故事，这个鄞县老翁摇摇头说：‘都是乱话!'这位乡村医生便上前动问：‘老伯，他们讲的是乱话，那真话究竟是怎样的呢'鄞县老翁便讲了这个故事。”，因此该文作者便将这位宁波公园老翁讲述的故事刊登在了报刊山海经上，而事实上根据晋代谢安有感于梁祝故事上报朝廷，封祝英台墓为“义妇冢”的历史事实以及早在唐朝、宋朝、元朝均有众多权威史籍及名家的文学著作明文记载两人姓名及生平事迹，且梁祝传说早已于唐宋年间传入高丽，宋朝高丽史籍中明文记录两人姓名及生平故事的情况看来，此“梁祝属于两个朝代”的说法并非历史文献记载，而是民间百姓的主观臆想，其可信度有待商榷。